济南东部大辛河渗漏段地下水示踪试验与分析          下载免费PDF全文

丁冠涛  刘玉仙  曹光明  齐欢 《山东国土资源》2018,34(2)

2013年以来,济南市为正确处理好保泉和市民饮用优质地下水的关系,组织实施了地表水转换地下水补源系列工程,旨在补源保泉的前提下开采地下水。大辛河地表水转地下水工程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查明大辛河渗漏补源后地下水的补给方向、径流速度等,在大辛河主要渗漏段开展了地下水示踪试验。结果显示:地下水渗漏补源后沿渗漏段—龙奥大厦—济南东区供水奥体加压站—贤文小区一线大体自南向北径流,视径流速度约45m/d,越往两侧流速越缓慢,表明大辛河地表水转地下水工程主要对东郊水源地进行补给,对市区四大泉群补给较弱。示踪试验得出的结论,对大辛河地表水转地下水工程运行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后期管理部门合理规划补源、开采布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促进济南保泉和供水的有机统一。  相似文献   

地理国情监测水面数据时空一致性优化方法     

程滔  周旭  郑新燕  郭建坤  袁如金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8,20(9):1216-1224

地理国情监测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等技术,动态获取地表覆盖等多样化的地理要素,经统计、分析、评价和应用,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为政府提供全面、准确、基础的地理信息情报。针对地理国情监测在全国范围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采集水面信息存在时空不一致性的现状,提出一种基于精细DEM的水面数据时空一致性优化方法。利用栅格图形区域生长算法,采用8邻域算子,对水面种子点进行迭代生长计算,得出基于精细DEM的区域生长结果;通过与地理国情监测水面数据对比分析,实现空间化结果的修正,从而达到时空一致性优化的目的。分析了典型研究区水面数据特征,利用该方法进行了优化处理,结果显示：研究区水面数据空间范围相对于时点监测修正了7.99%,满足了地理国情监测时点一致性需求。研究表明：该方法的应用,能够使得在全国尺度上统计的水面数据反映同一季节或可接受时段内的状况,避免或缩小了由于影像数据源的差异造成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带来的误差,满足了地理国情监测时点一致性需求,能够在地理国情监测等地表覆盖水面信息提取、优化中推广应用,为政府有效决策提供客观、准确和基础的水面信息。  相似文献   

耦合土地利用回归与人口加权模型的PM2.5暴露风险评估     

邹雨轩  吴志峰  曹峥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9,21(7):1018-1028

PM_2.5已成为人群健康的重要威胁之一,科学精准的暴露评估是PM_2.5风险防控的前提,为提升PM_2.5暴露精准评估,本文利用土地利用数据、道路数据、气象数据等构建PM_2.5土地利用回归反演模型,实现了2013年12月1日-2014年2月8日（冬季）广佛都市区PM_2.5时空动态演变监测,在此基础上将PM_2.5反演结果与人口密度数据耦合,分别从PM_2.5污染浓度与人口加权PM_2.5浓度2个方面,评估广佛都市区PM_2.5污染暴露风险。研究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回归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研究区域内PM_2.5的空间分布特征,R²大于0.78;② 2013年12月1日-2014年2月8日,广佛都市区PM_2.5浓度平均值呈现波动变化趋势,研究时段内,最高平均浓度为97.91 μg/m³ （12月29日-1月11日）,最低平均浓度为53.40 μg/m³ （1月26日-2月8日）,全时段PM_2.5浓度超WHO健康标准的面积占比达99.8%;③ 广佛都市区PM_2.5的空间分布具有异质性规律,其高值区分别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越秀区、番禺区北部、花都区北部及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中部、三水区中部,低值区主要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番禺区东南部及佛山市顺德区南部。人口加权暴露风险存在2个高值中心,分别位于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主城区;④ 耦合人口加权模型前后,广佛都市区PM_2.5暴露风险高风险区空间分布发生变化,未考虑人口加权模型时,广佛深高值区较为分散,主要位于南海区、天河区、越秀区、禅城区,考虑人口加权模型后,高值区更加集中于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主城区。  相似文献   

台湾以东黑潮路径识别与变化规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辉赞  魏林进  张全礼  刘磊  刘科峰 《海洋与湖沼》2018,49(2):271-279

为研究对中国台湾以东海域黑潮路径及其变化,本文基于法国空间局AVISO中心提供的1993—2015年的卫星遥感海表流场逐日资料,对121°—125°E,22.4°—25°N海域黑潮路径进行了逐日识别,得到了共计23年累计8400天的台湾以东黑潮流轴的逐日路径,并研究其在不同纬度的流轴位置及其对应的表面黑潮流量的时空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如下:(1)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法对台湾以东黑潮流轴路径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台湾以东黑潮流轴在24°N以南出现明显摆动,形成正常和偏东两种路径;黑潮流轴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流轴偏东现象年平均大约出现25次,大致每隔3年出现一次偏东较少的现象,各月流轴偏东次数以4、5月最少,10月至次年3月较多;(2)台湾以东黑潮表面流量大小在6.2—8.3×104m2/s之间;总体上来说,纬度越高流量越大,在23.5°N左右范围内存在一个流量低值中心;在24.3°N以北流量总体较大,且增长趋势稳定,同时表面流量大小具有较强的季节和年际变化特征。  相似文献   

顾及地类转换差异的城市空间扩展元胞自动机模型及应用研究     

于明明  曾永年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8,20(1):48-56

元胞自动机模型已经成为城市空间扩展模拟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现有的城市扩展元胞自动机模型仍存在不足。由于元胞状态设置较为简单,从而使模型转换规则中对不同用地类型向城市用地转换的差异与强度考虑不够。基于此本文在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框架下,设计了多元结构的元胞状态及转换规则,提出了顾及地类转换差异与强度的城市扩展元胞自动机模型。在计算非城市用地向城市用地转换的转换概率时,该模型考虑了3个方面的概率：① 地形地貌、经济发展等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对城市用地扩展的影响概率,该概率采用logistics方法进行计算;② 邻域元胞的用地类型对中心元胞转换概率的影响,该概率采用扩展摩尔型方法进行计算;③ 不同类型的非城市用地（本研究中包括耕地、林地和裸地3种类型）向城市用地转换的强度,该概率由模拟基期土地利用数据与目标年份土地利用数据的叠加,得出不同类型的非城市用地在此时间段内向城市用地转换的规模,进而确定不同类型的非城市用地向城市用地转换的强度。最后,将以上3种概率的乘积作为元胞转换的概率。通过转换概率与转换阈值的对比判断中心元胞是否在下一个阶段转换为城市用地。经过迭代计算,不断增加城市用地元胞的数量。当模拟城市用地的结果与目标年份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值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停止模拟,得出最终结果。模型构建完成后,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为例进行了模拟实验。以2001年该地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期数据,模拟2010年该地区的城市用地规模和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本文提出的模型模拟的城市扩展结果与真实数据相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模拟结果正确率达到68.66%,比基于传统logistics回归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模拟精度提高了4.25%,Kappa系数为0.675。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城市扩展,在城市空间扩展模拟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相似文献   

地表组合粗糙度不确定性引起的SAR反演土壤水分的不确定性分析     

陈鲁皖  韩玲  王文娟  秦小宝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8,20(1):108-118

地表粗糙度的不确定性是引起SAR土壤水分反演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现有研究大多着重于研究单个粗糙度参数（主要是相关长度）的不确定性,直接研究地表组合粗糙度不确定性的较少。本文使用偏度、峰度和四分位距3个指标来量化不确定性,通过在组合粗糙度中加入不同量级高斯噪声进行随机扰动的方法,研究组合粗糙度不确定性在反演过程中的传递,并对反演土壤水分的不确定性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研究反演土壤水分的均方根误差对组合粗糙度不同比例误差范围的响应特征,得到满足反演精度要求的组合粗糙度误差控制范围。样区的实验分析结果表明：组合粗糙度高斯噪声标准差在0-0.045之间时,峰度取值从-0.1984到1.2501,偏度取值从0.0191到0.6791,四分位距取值从0.0018到0.0167,3个量化指标都随组合粗糙度高斯噪声量级的增大而增大,土壤水分反演值有集中在众数附近的趋势,土壤水分低估倾向比高估倾向更明显;本文提出的组合粗糙度误差控制范围可满足反演精度要求,误差控制范围与入射角负相关。  相似文献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许红梅  郭炎  李志刚  林赛南  李娈琼 《地理科学》2020,40(12):2055-2063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 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相似文献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转型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付慧  刘艳军  孙宏日  周国磊 《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2):1985-1998

耕地利用转型代表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论文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双重属性出发构建耕地利用形态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1990—2015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该地区地形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且因坝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成独立高值区。②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显著热点区与显著冷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面积不断缩小,耕地利用转型较为平稳。显性形态值普遍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隐性形态值则呈升高趋势,表明京津冀耕地出现空间收缩、功能优化式转型。③ 高程是影响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空间特征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二三产业占比、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等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因素则是驱动1990—2015年京津冀地区耕地转型的主导因素,但不同时段、不同县域单元耕地转型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各驱动因子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  相似文献   

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理论模型、划定方法与实效评价     

谭荣辉  刘耀林  刘艳芳  何青松 《地理科学进展》2020,39(2):327-338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粗放的城镇土地利用模式难以为继,控制城市规模、优化空间格局已成为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重点工作之一。城市增长边界(UGB)作为一种西方国家控制城市蔓延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已逐渐被引入国内。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梳理并分析了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的理论模型、划定方法与实效评价,挖掘未来城市增长驱动力和增长边界制定方法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和未来其在中国的实践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 城市增长边界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古典单中心城市模型,由于国情不同,国内主要关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可达性对城市增长的影响,而国外在此基础上还关注公共政策和服务、外部性以及主体间的博弈对城市蔓延的促进或抑制作用;② 城市增长刚性边界划定主要以土地适宜性和承载力评价为基础,弹性边界可采用元胞自动机进行空间辅助模拟;③ 国外城市增长边界的实施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国内目前还缺乏城市增长边界实施效果评价相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城市增长驱动力后续研究应吸纳多源理论,识别不同尺度下其机理特征,探索宏观环境的情景变量对微观环境下“驱动力—城市增长”这一关系的影响。城市增长弹性边界制定需要考虑城乡土地利用转换背后不同情景下主体间的复杂博弈对用地转换在空间上分布的决定作用。为了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和统筹区域发展,未来需要明确城市增长边界的管理机构,制定对应的法律条款和管理体系。  相似文献   

农户的非农就业如何影响中国的土地流转?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佳月  辛良杰  王亚辉 《地理学报(英文版)》2020,30(3):378-400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China,we built logit models using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13 dataset,which includes 18,948 household samples over 15 provinces,126 cities and 234 counties of China in 2013.We use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ers and non-agricultural fixed operating asset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laborers committed to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farmers to transfer out their land,and an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land,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Per unit increase in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io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transfer-out decision than it does on the transfer-in decision,which is a 0.09 in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out the land and a 0.07 de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in the land.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when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land transfer-out decision,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labor force are the great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is the great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For the Eastern region,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in that order.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in that order.We note that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ve a promine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which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ural labor forces may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stabl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 rural land circulation,especial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相似文献